贺力平谈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一季度负增长与稳定器作用不矛盾

专家简介

贺力平: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原成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原所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大洋网讯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扩散,全球经济出现衰退已成定局。根据IMF最新预测,受此次疫情影响,全球将遭遇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各国政府奋力战“疫”和“经济求生”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逆全球化”声音和倾向。中国如何在这场经济衰退中化危为机?如何通过“六稳”和“六保”的具体举措,稳住经济基本盘,确保脱贫攻坚的战略任务如期完成?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50人论坛原成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贺力平教授,请他为我们释疑解惑。

各国实体经济受疫情“轮番”抑制

记者:您怎么看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预计可能持续多长时间?

贺力平:这一轮全球经济衰退与以往各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不同的是,实体经济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各大板块之间呈现此起彼伏的接力局面,下降深度也将超过以前。

实体经济方面,主要是各国针对疫情纷纷出台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使得消费需求在隔离期间的急剧收缩。这种收缩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经济周期水平。已有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发布了1季度宏观经济指标,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44.9%。这意味着,在特殊时期,人们的消费需求几乎萎缩到正常时期的一半。

我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是2月和3月。亚洲部分国家遭受疫情冲击是3月下旬到4月中旬。欧美国家大多数是4月。亚非拉国家中不少是在4月中旬后才见疫情曲线抬头上升。显然,各国各地区的疫情曲线走势在时间上有一定差别,这就给各国经济尤其是国际经贸往来带来“轮番”抑制效应。当一地的疫情接近结束时,本地管制措施开始松懈、经济生活走向恢复时,其他地区却又陷入了封闭和管制状态,两地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关系就不得不继续处于“冻结”局面。

5月到6月是世界疫情形势的重要时间转折点。那时,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各人口大国的疫情预计都将趋于缓和,经济生活将开始全面恢复,但不会在短时间内立即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粗略地说,全球范围内疫情直接冲击时间长度约为3~5个月。在这之后,由于各国采取的基本“退出”策略是渐进型,即逐步和局部性放松对人员外出和流动的管制,经济复苏在可见未来也将是一个渐进类型。

记者:4月中旬,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中仅中国和印度有望保持增长。日前,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接受采访称,因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前景已进一步恶化,IMF还将向下修正此前预测的全球经济萎缩3%的数据。您怎样看这样的预测?

贺力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主要基于他们对各国经济的脆弱性或坚韧性而做出判断。发达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若干脆弱性,主要是消费需求继续大幅度收缩,跨境人员流动中止,对外贸易活动停摆等。

当然,在疫情冲击下,不是说中国经济没有一点脆弱性。IMF对中国经济相对乐观的预测在于他们对中国经济政策及其效力的考虑。他们知道,中国政府为保经济增长将“不遗余力”地采取积极措施,而且,这些政策将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发挥效力。他们应该是把这些因素也考虑进去了。我们看到,中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这的确归因于短时间内的意外冲击效应。但是,大幅度的季度性回落与中国之于全球经济衰退的“稳定器”作用并不矛盾。原因有二:一是这个回落持续时间较短,二是由于中国经济结构方面的原因,在疫情期间和复苏进程中,中国进口的表现都好于出口。可以预计,在复苏进程中,中国进口业绩将继续好于出口,并对全球需求做出贡献。

“逆全球化”倾向受政治因素驱动

记者: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库德洛呼吁,为愿意迁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支付搬家成本;在日本政府制定的抗疫振兴计划中,也有资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内容。这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今后会有大幅调整,会不会形成逆全球化趋势?

贺力平:的确,最近一段时间国际舆论场关于全球化未来走向有许多议论。客观地说,关于全球化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问题,在疫情发生前就出现了。我个人认为,要区分涉及全球化未来走势决定过程中两类因素。一是经济因素,二是政治因素。

在经济因素层面,全球化在未来仍有发展壮大的巨大空间。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各个生产要素在全球各地的流动和重新配置,而这种流动和重新配置的基本决定因素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相对不平衡。显然,在未来,各国经济将继续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全球化没有走向完结的任何经济理由。

在政治因素层面,情况则有些复杂。疫情期间,不少国家都在倡议“加强自力更生”,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如果这些说法真的上升为实际政策,那么,逆全球化就可能出现。但是,也要看到,反对全球化的呼声在各国社会素来就有、从未停过,这种声音要上升成为政治主流的可能性其实是不高的。这次疫情让逆全球化的声音“音量”有所升高,意味着全球化进程在未来将较多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但是,只要世界主要大国坚持支持全球化的政治担当,人们依然可以继续期待全球化发展。

记者:相关国家有关举动对中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贺力平:上面提到的一些国家官方政策动向值得高度关注。中国拥有的产业链优势,是在过去多年改革开放格局中形成的,主要基于中国劳动成本优势、基础设施条件便利和国内外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及在此背景下国内企业的技术不断进步,等等。现在,如果许多国外企业因各种原因离开中国内地,这不利于国内企业技术进步,不利于中外企业间的良性互动,当然也不利于中国继续保持产业链优势。

但从实际情况看,仍有一些美资企业继续在中国大量投资,开工上马大型新项目。

中国经济启示

从人民需要出发 “六保”就能实现

记者:中央最近提出“六保”战略思路,与“六稳”形成补充和呼应。您觉得现在提出“六保”的现实针对性何在?如何才能做到“六保”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贺力平:“六保”是针对疫情后期国内经济形势提出的任务,针对性很强,但不仅具有当前意义,也有长远意义。

疫情和抗疫措施使社会经济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一度处于“停摆”状态,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就就业而言,中国城镇就业80%以上在民营企业,其中许多是中小企业,以服务业居多。这些企业受到疫情和抗疫措施的严重影响,不少关门歇业,员工处于失业待业或半就业状态。这些员工收入减少,家庭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可以说,保就业关系民生问题,关系市场主体问题,关系基层运转问题。

再比如,粮食问题。粮食安全较为复杂,既与国内农业生产有关,又与国际经贸形势有关。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之所以能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较好地利用国内国外积极因素解决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诸多问题,粮食供给就是其中之一。如果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中国经济的良好前景也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六保”牵涉多个领域,需要许多具体措施。从根本上说,“六保”要求政府和人民具备基本经济信心,要求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保持稳定,防止在局部环节、局部地区发生供给短缺问题。政策为人民服务,政策从人民的基本需要出发,“六保”就一定能实现。

中国为全球减贫提供新成果

记者:今年可谓是中国脱贫攻坚与新冠肺炎疫情“遭遇战”,如果将中国脱贫攻坚放在全球减贫大视野中考量,中国应该怎样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对冲、化解危机,对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中国贡献、提供中国经验?

贺力平:从全球角度看,疫情的意外发生和扩散,不仅会妨碍脱贫事业的进展,而且可能让贫困发生率回升。IMF4月中旬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衰退3%。如果这个预测变成现实,世界多个国家——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内——都会出现贫穷人口的增多。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最后一年”,按照既定规划,全国主要贫困区域的贫困人口都要在年底如期脱贫。疫情给完成这项任务带来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央从政策上加大了对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视,并组织协调社会资源对脱贫相关事项给予积极支持。

通过疫情期间的努力,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新贡献将不仅表现在数字指标上,即中国数百万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而且还会体现在对脱贫经验的总结概括上。减贫事业需要更强的支持力度,需要社会高度关注,需要在改革开放的大方针下积极利用社会各方面资源给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提供可持续的帮扶和就业出路。这些新成果也是国际社会迫切需要的。

统筹/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汤新颖、王晨阳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徐锋、谭敏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友情链接